通信界訊 2021年是“十四五”開局之年，也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起步之年，將開啟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在近日召開的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移動董事長楊杰表示要加快推進新型平臺用工模式規范發展 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
楊杰認為，新型平臺用工模式是基于互聯網平臺和算法實現勞動力的大規模供需匹配的新興經濟模式，并推動“企業—員工”的傳統雇傭模式向“平臺—個人”的創新用工模式轉變，作為一種新的社會資源組織形態，具有重要意義。
新型平臺用工模式是落實黨和國家“穩就業保民生”決策部署、推動經濟社會可持續穩定發展的重要力量。新型平臺用工模式通過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手段創造了新的就業渠道和工作崗位，為社會就業問題提供了一種新的解決思路。據統計，2019年我國新型平臺用工從業者人數約為7800萬，占就業人數總量的10.1%。到2035年，新型平臺用工模式的GDP占比將從2019 年的2.64%提高到 6.82%，對 GDP 增量的貢獻度將達到13.26%。
新型平臺用工模式助力用工企業降本增效。新型平臺用工模式推動企業用人模式從傳統的招聘轉變為靈活的“按需用工”，從而降低了永久雇傭帶來的用工成本。企業借助信息豐富、匹配高效的互聯網數字平臺，實現靈活的人員管理和高效的資源整合，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和運營管理成本，進而增強企業經營活力和整體效能。
新型平臺用工模式提高了勞動者的就業靈活性。新型平臺用工模式不僅大幅降低了工作所需的信息、技能、資格等門檻，為勞動者提供了更多、更豐富的就業機會，而且在工作形式上具備時間和空間的雙重靈活性，提升了從業者的工作自主選擇權，并激發個人創造力和個體活力。
為切實保障新就業形態下從業者勞動權益，促進新型平臺用工模式健康規范發展，使其在助推經濟社會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中發揮更大作用，楊杰提出五點建議：
一是健全勞動立法，盡快將新型平臺用工模式納入法律體系。建議加快完善現行勞動法律制度，對不適應新型平臺用工模式發展的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加以修訂調整。為從業者與平臺企業的關系建立明確的法律認定標準，并為這種新型勞動關系建立一套全面的指標和專門的規則。從法律法規層面明確各方的主體責任，確保出現勞動糾紛時能夠有法可依、有據可判。
二是推進治理創新，應對新型平臺用工模式帶來的社會治理新挑戰。建議采用“督促平臺自治+政府直接監管”的協同治理模式，清晰界定平臺和政府各自權責。引導鼓勵平臺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督促平臺利用數據資源優勢，合理有效運用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新技術手段，對平臺內部存在的問題進行治理。建立政企大數據協同治理平臺，與平臺進行合理程度的數據共享和信息互通，從事中事后角度對平臺用工和經營管理情況進行關注管控，對自我治理不力的平臺企業進行敦促整改。
三是完善保障體系，建立多層次、靈活化保障制度維護從業者權益。從國家層面針對從業者基本勞動權益保障出臺指導意見，建立一套相應勞動原則和標準底線。加快完善靈活就業人員參與社會保險制度，研究探索靈活多樣的社保模式和繳納方式。充分發揮商業保險的補充作用，著眼于新型平臺用工就業群體的差異化保障需求，定制化開發提供商業保險產品方案。
四是加強合規監管，推動新型用工平臺規范運營。統籌好促進新業態發展和維護從業者權益兩者之間的關系，加強平臺企業用工規范監管，指導幫助平臺企業規范用工行為、防范和化解矛盾爭議，引導平臺按照不同分類和層次，做好新型平臺用工從業者勞動保障和合規體系的機制設計。加快出臺相應指導意見，明確新型平臺用工領域合規經營的底線和標準，規范新的產品業務和生產服務方式。推動平臺用工信用體系建設，將新型平臺用工模式中的平臺企業、從業者、商家納入社會信用體系。
五是關注個人發展，拓寬從業者未來職業發展空間。推動成立新型平臺用工行業協會等組織，定期組織開展安全生產、職業技能和權益維護等培訓。積極發展繼續教育，完善終身教育體系建設，加快培養從業者在知識、技能、創新等方面的素質素養，提升勞動力價值和就業適應性。引導推動社會觀念轉變，提高對于新型平臺用工從業者的認可度和接受度，大力推動知識技能型新型平臺用工模式發展。
